## 谁伴我闯荡：一个港乐制作人的北望与北上，在粤语金曲的星空下，一个来自香港的填词人用他的文字，谱写了一曲曲打动无数人的"华章"，这个填词人就是刘卓辉，他用"大地"、"农民"、"我来自北京"等歌词，讲述了一个港人对故乡的眷恋，对国家的牵挂，对时代的思考，从香港到内地，他是一位音乐制作人，一位文化传播者，更是一位用文采和情怀打拼的"打工人"。，### 一、北望中的"粤语诗人"，在香港的半地下，"Beyond"乐队的《大地》以家族的散落、祖辈的归乡为意象，唱出了两岸人心的牵念，刘卓辉的填词在这首歌中，既有家族的回忆，又蕴含着更深的时代寓意，他的笔触温润细腻，在城市化的裂痕中，写出了一幅"乡愁"的水彩画，1988年，刘卓辉的叔公从台湾回到潮州，这个场景被他用"日暮归乡"的意象，演绎成了一曲"北望"的绝唱。，### 二、内地的"文化打工者"，1986年，刘卓辉在广东佛山的一家唱片公司担任制作统筹，这是他进入内地发展的起点，从崔健的《一无所有》到校园民谣的兴起，刘卓辉用他的专业知识和创作才华，为内地乐坛注入了香港式的制作水准，他带领团队运用香港的音乐制作标准，为内地歌手打造专辑，推动了内地流行音乐的走向。，### 三、"大地"与"农民"：时代的回响，《农民》这个词源自张艺谋的《红高粱》，刘卓辉用诗意的语言，将春与秋的希冀，夏与冬的艰辛，串联起来，谱写出对中国农民最深情的颂词，这种对"底层"群体的关怀，体现了刘卓辉作为填词人的社会责任感，他用词句"春与秋撒满了希冀，夏与冬看透了生死"，道出了农民百姓的命运之重。，### 四、"AI来袭"时代的抉择，面对AI创作工具的冲击，刘卓辉持谨慎态度，他尝试用AI改写歌词，发现AI在"九声六调"上的不足，刘卓辉认为，创作更需要"用心"，需要对音乐和文本的深度理解，他坚持认为，歌词不仅是技术的产物，更是艺术的表达，需要有温度和情怀。，在这个"网络红"横行的时代，刘卓辉用他的"粤语诗意"，在内地音乐的商业化浪潮中保持着独特的温度，他用"大地"、"农民"、"我来自北京"等词句，编织出一张连接两岸的文化之网，在这个跨越地域、超越时空的时代，他用自己的方式，传递着华人音乐文化的精神内核。，这就是刘卓辉的北望与北上故事，他不是一个简单的"音乐制作人"，更是一位文化的"打工人"，用自己的专业和热爱，在音乐的海洋中播撒着文明的种子，在AI与创作的天地间，他依然坚持着用"人文关怀"的方式，创造着属于这个时代的"华章"。
香港乐坛“神仙打架”的年代，“半地下”的Beyond乐队演绎的“非主流”歌曲《大地》如何击中时代情绪？没有务农经验的青年从内地电影获得灵感写下的《农民》为何能够引发听众共鸣？近日，北京的煦暖春风里，这些歌曲的填词人刘卓辉接受本报记者专访，分享他作为创作者和制作人，参与香港与内地音乐交流的往事。上述问题的答案，写在歌词中，也浮现在他北上发展的事业轨迹里。
刘卓辉在今年北京图书订货会现场围绕新书《岁月如歌：谁伴我闯荡》与歌迷、读者进行分享。程小路 摄
粤语金曲里的老兵与农民
《大地》是Beyond乐队成名作，歌词背后是一段关于家族离散的往事：刘卓辉祖籍广东潮州，20世纪40年代，祖父下南洋谋生，此后再未回到故乡。同样是为了生存，祖父的弟弟(刘卓辉的叔公)十几岁当兵，离家后音讯全无。1970年代，已移居香港多年的刘卓辉父亲托朋友在台湾登报寻人，幸运地找到了叔公。1988年夏天，年逾六旬的叔公取道香港，在刘卓辉父子陪伴下回到阔别四十年的家乡。
1987年，台湾开放居民赴大陆探亲。这一背景下，身为国民党老兵的叔公此次返乡，有了超越家族叙事的意义。
返乡后不久，《大地》随Beyond新专辑问世。歌词中父辈历经沧桑、日暮归乡的意象，被乐评人视为对两岸关系的隐喻。
刘卓辉与Beyond合作多次，其中为歌迷津津乐道的《农民》，是这位没有体验过农民生活的都市青年，从张艺谋、陈凯歌的电影《红高粱》《黄土地》中获得灵感，以诗意语言向“春与秋撒满了希冀/夏与冬看透了生死”的中国农民致敬。
与《农民》同于1992年问世的，还有刘卓辉为黎明写的《我来自北京》。“I was born in Beijing(我来自北京)，偏偏浪漫热情任性……”歌词内容是向恋人示爱，更是对于身份认同的大声宣告。刘卓辉“用情歌讲述复杂话题”的尝试又一次成功了，歌曲红到街知巷闻。
乡土眷恋，家国情怀，融入每一个中国人的血脉。也因此，在香港尚未回归祖国的年代，从《大地》《农民》到《我来自北京》，港乐的每一次“北望”，总能传音千里，引发共鸣。
1988年，刘卓辉与父亲陪叔公(中)回到广东潮州老家。 受访者供图
从香港到内地的音乐推手
从1986年花“一个星期、每天八小时的心血”创作第一首歌词作品《说不出的未来》算起，刘卓辉40年来写了400余首歌。创作之外，作为最早进入内地的香港制作人之一，在流行与摇滚浪潮席卷华语乐坛时，刘卓辉做了大量“水面下”的工作。
1986年5月，25岁的崔健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吼出《一无所有》。半年后，在广东佛山一家唱片公司担任制作统筹的刘卓辉第一次听到这首歌，震惊于“内地竟然有这样的音乐”，并如获至宝地向香港同行推荐。他有些遗憾自己与崔健后来没有更多音乐上的合作——曾经尝试的版权、制作合作都无缘达成，创作方面的机会更少，“毕竟崔健不需要粤语歌词”。
令刘卓辉佩服的是，崔健名气如日中天时，将赚来的钱用于买乐器、建排练场地，提供给新人乐手练习使用。在刘卓辉看来，崔健“抱有极大的理想去搞好中国流行乐坛”。
那个年代的乐坛充满理想主义者，刘卓辉也是其中一员。1990年，他在内地成立大地制作公司，将香港的唱片制作模式引入内地。公司合作的第一个内地歌手是常宽，刘卓辉找来香港导演邱礼涛拍摄MV，香港设计师欧阳应霁设计专辑封面，并将制作完成的专辑交给百代唱片在香港发行。这套运作模式，由此在内地逐渐推广开来。
两年后，大地被资本雄厚的集团收购，刘卓辉留下担任唱片业务负责人。1994年，大地推出由校园歌手创作和主唱的专辑《校园民谣1》，其中老狼《同桌的你》《睡在我上铺的兄弟》等歌曲走红，催生内地校园民谣热潮。
1988年，Beyond乐队第一次到北京开演唱会，刘卓辉受邀同行。受访者供图
当AI开始创作 我们如何写歌
2000年后，“网络神曲”开始流行；2015年前后，短视频社交平台兴起。互联网浪潮下，传统的音乐制作和发行模式开始瓦解。人工智能时代，AI创作工具能够自动生成词曲甚至完整MV。AI来袭，人类是否会“一败涂地”？
“至少在粤语歌曲创作方面，AI暂时还不能替代人类。”刘卓辉尝试过写一版歌词，交给AI加工，改出来的内容令他很不满意。粤语歌讲究“九声六调”贴合旋律，目前AI还没有掌握这一技巧。
AI攻克“语言关”只是时间问题。刘卓辉认为，现在AI生成的歌可以达到七八十分水准，缺乏经验的创作者也许只能做到六七十分。因此，在商业应用层面，如果“甲方”需要短期内大量“出活儿”，拥有海量资源且擅长排列组合的AI优势明显。
但音乐和文学、绘画一样，从来不只是技术堆砌的商品。40年前，刘卓辉指出香港流行音乐因高度商业化造成种种积弊，如歌词创作“题材狭窄，内容空洞”。他认为歌词“可以是一件具有社会意义或文学价值的作品，这要视乎作者用怎样的态度、怎样的手法去处理”。这样的思考，在AI狂飙的今天依然适用。(完)(《中国新闻》报记者 程小路 报道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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